回到嘎佐村，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。车子绕过最后一道山梁，熟悉的鸡冠山轮廓映入眼帘时，我的心忽然被一种近乡情怯的温柔攥紧了。乌木河的水声隐隐传来，还是那样潺潺的，不急不缓，像是从未停歇的诉说。村委会大院静悄悄的。我独自站在那里，七百多个被日光、灯光、星光、月光轮流浸透的日夜，忽然间呼啸着涌了回来。那些深夜里从笔尖流淌出的诗行，也仿佛在风中轻声吟唱起来——它们不是凭空而生，而是从嘎佐的土地里，从那些沾满尘土的脚步和握过的粗糙双手中，一寸一寸长出来的。
嘎佐村是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船房傈僳族傣族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，初到时，我带着一腔热忱，也带着满心忐忑。火塘边的烟熏得人眼睛发酸，我用生硬的比喻，讲政策，讲山外面的世界。常常是，我说得口干舌燥，对面黝黑的脸庞上，眼神却像被雾气笼罩的山谷，看不清深浅。后来我渐渐懂了，最动听的话语，需要用他们自己的故事来翻译。在丁文国家，当他为女儿丁燕的研究生学费愁得睡不着时，我们帮他申请了助学金。款项下来的那天，在他家新房的堂屋里，我指着墙上的奖状说：“国家帮一把，自己争口气，这好日子就像爬坡，前头拉，后头推，总能上去。”老丁搓着手，眼里终于有了光，喃喃道：“我女儿……这是为我争了光啊。”那一刻我感到，那些写在文件里的字句，只有流进具体人生的沟渠里，才能真正活过来。后来我在诗里写：“一条闪亮的河，正从我的诗歌，奔向他们脚下的土地。”
然而，物质匮乏之外，更有观念的板结。这板结，有时比山石还硬。我们试图从最细微处松动它。于是，有了制定村规民约的夏夜。村组院坝里拉起了电灯，飞蛾绕着光晕飞舞。男女老少或坐或蹲，我们一条条念：“自觉维护环境卫生……反对铺张浪费，红白事从简……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，子女有赡养老人的责任……”每念一条，就让村委会干部用傈僳语和汉语各解释一遍，让大家讨论。有老人点头：“在理！”也有年轻人嘀咕：“管得太宽了吧。”讨论最激烈的是“禁止酗酒滋事”，几个好酒的老哥蹲在角落，闷头抽烟。最后表决时，手举起了一片。第二天，我们抱着厚厚的民约文本和印泥，开始挨家挨户走访签字。在光线昏暗的堂屋里，在堆着农具的屋檐下，粗糙的、布满老茧的、沾着泥土的手指，郑重地伸向印泥，再用力摁在自己的名字或指印位置处。那一个个鲜红的指印，像一粒粒醒目的种子，摁在了纸上，也仿佛摁在了心坎上。
郑广付的故事我总也忘不了。妻子离家后，他抱着酒瓶，守着几近荒芜的花椒地，眼神比冬天的土地还荒凉。我们不去说教，只是常去坐坐，听他骂命运不公，也听他念叨两个娃的成绩。乡里组织花椒技术培训，我们鼓励他去参加。他蹲在最后一排，头也不抬。可当农技员讲到“花椒蚜虫防治”时，他身子动了动。第二次培训，他挪到了中间。第三次，他挤到最前，举手问：“老师，我家地瘦，肥怎么配？”再见到他，是在他那片重新焕发生机的花椒林里。他正猫着腰剪枝，汗珠挂在鼻尖，看见我，直起身，咧开嘴：“夏同志，你闻闻，这花椒味多香！”阳光穿过叶隙，落在他坚毅的侧脸上。那一刻我明白，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外力强推，而是唤醒他心里那粒渴望破土的种子。这过程慢得让人心焦，又美得让人心动，就像我在《等雨》里写的：“一直的等待，是一首酝酿很久而没有写下的诗歌。”
更艰难的“战斗”，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难题里。李朝华家的危房改造是场硬仗。破土墙，歪房梁，雨季来时屋里摆满接雨的盆桶。最大的障碍不是钱——有农危改补贴，而是他的心结：怕建房借钱，拖累在昆明读大学的女儿。那些天，我们成了他家的“常客”。不是在办公室谈，是蹲在他家院子里，用树枝在地上画：补贴多少，自筹多少，儿子去江苏打工能挣多少，花椒收成能卖多少。数字写了一地，擦了又写。有一回，说到难处，这个沉默的汉子眼眶红了。我没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想起自己诗里的句子：“我是不是应该对你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像穿过黑夜的露水，被朝阳贴心地爱着。”后来，他终于想通了，他的儿子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地基开挖那天，李朝华亲手点燃了一挂鞭炮。新房落成时，他摸着光滑的墙面，手有些抖，只说出一句：“心里踏实了。”这场“战斗”的胜利，不是攻克了一个数字指标，而是看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，终于立在了坚实的大地上，灶膛里的火，能安安稳稳地烧起来了。
单打独斗成不了事。我们还得想办法，把分散的人心与力量，编织成能够抵御风险的网。推动成立专业合作社，把零散的土地和劳力集中起来，种柑橘、种蚕桑，让贫困户在产业链上找到位置。更像“媒人”，一头连着嘎佐的山，一头连着山外的世界，组织劳务输出，送年轻人去看海、去闯荡。第一批去沿海打工的小伙子们过年回家，穿着簇新的羽绒服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讲流水线、讲城市地铁。他们成了最生动的“活广告”，村里观望的人坐不住了。土地依然珍贵，但远方不再是可怕的未知。这种连接，让嘎佐的血脉流通起来，就像人体的经脉打通，有了活力与热气。
身着傈僳族服饰的嘎佐村民
七百多个日夜，晨起时山雾朦胧，归来时常是星斗满天。身体的疲惫是真实的，但心里那团火也是真实的。在那些奔波劳碌的间隙，在深夜独对群山孤灯的片刻，许多情绪会涌上心头——对远方家人的思念，对眼前困境的忧急，对微小进展的欣慰，对这片土地日渐深厚的柔情。它们找不到别的出口，便从笔端流淌出来，成了分行或不分行的句子。我在《嘎佐村的夜》里写：“在深夜唱首歌，轻轻地，让风掠过树梢，带去给我，远方的家人……”在《一棵树在午间看见我醒来》里寄托对孩子的亏欠：“一声爸爸，是多么温暖的语言……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你的名字。”这些诗句，不是创作的成果，它们是扶贫工作这棵大树上，自然生长出来的情感叶片，是疲惫时的呼吸，也是扎根时的年轮。
夜深了，我再次走到乌木河边。月光如昔，清辉如泻。我想起自己写过的诗句：“一条河流正向春天流去。”如今的嘎佐，河还是那条河，路却已不是那些路。100多公里硬化道路取代了昔日的泥泞，740口水窖映照着星光，校园里书声琅琅。那些曾在诗里叹息的“悲伤的事”，正在被更多实实在在的欢悦覆盖。
我终于懂得，驻村帮扶这块“试金石”，最终检验出的，并非仅仅是工作能力，而是一个人的心能否真正向土地敞开，能否在“痛苦着你的痛苦，幸福着你的幸福”中，完成一种深刻的共生。我不是过客，我是一颗被这片土地种下的种子，我的汗水、脚印、牵挂，连同那些在深夜写下的稚嫩诗行，都已深埋于此，成为了它肌理的一部分。
河水潺潺，依旧流淌。它带走了困苦的昨日，正携着所有被汗水浇灌的心愿、被奋斗点亮的梦想、被诗句抚慰过也鼓舞过的时光，不舍昼夜，流向更加辽阔的春天。而我和我的诗行，已在这片我们共同战斗、共同生长的土地里，找到了永恒的故乡。
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
